女性专家型外语教师专业发展轨迹可视化研究

高校女性专家型外语教师专业发展轨迹可视化研究

程向莉 周艺璇 

武汉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院 

摘

要

摘    要：

本研究以两位有代表性的女性专家型外语教师作为研究对象，将她们的科研发表成果建成微型数据库，回溯她们的专业发展路径。通过CiteSpace可视化分析，发现两位女性专家型外语教师在科研论文数量和质量两方面皆有引领示范作用，且呈现出阶段性和延续性的特征。为了探究她们专业发展的动因，本研究进一步以两位女性专家型外语教师公开发表的自叙和访谈为研究素材，基于Clarke和Hollingsworth(2002)的教师发展模型分析数据，发现她们的专业能力发展可归因为外因和内因。外因包括同行、学校和社会环境的影响，内因包含主观能动性、反思意识和创新精神。本研究旨在帮助高校女性外语教师更好地定位自身角色，突破职业高原期，成长为专家型外语教师。

关键词：

外语教师;专业发展;高校女性教师;可视化分析;  

项目基金：

教育部高教司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多语种公共外语教师专业学习共同体研究”(项目编号：202002074020);上海外教社全国高校外语教学科研项目“公共外语课程思政教学与研究”(项目编号：2020HB0065)的阶段性成果;

文献来源：程向莉,周艺璇.高校女性专家型外语教师专业发展轨迹可视化研究[J].山东外语教学,2022,43(2):60-69.DOI:10.16482/j.sdwy37-1026.2022-02-007.

01

引言

英语教师是影响我国英语教育整体质量与成效的关键，他们既是课堂的组织者，也是教学改革的实践者。调查发现，在大学中青年外语教师专业发展的各个阶段中，“科研意识淡薄、理论知识欠缺、课题申报不成功、科研成果发表困难等多种因素影响着外语教师从事科研实践的积极性”(杜晋红等， 2019:119)。外语界专家指出，“外语学科学术研究基础薄弱，缺少大师，缺少真正有影响力的成果，缺少学术传统，学者之间缺乏相互提携和呼应”(王守仁， 2017: 2)。目前女性教师在高校外语教师中占有将近70%的高比例，在教学的同时还要兼顾家庭和子女，大部分都承受着来自学校、家庭和社会等多方面的压力，几乎没有时间去做科研(王鸣华， 2019)。女性外语教师更容易产生职业倦怠(Maslach & Jackson, 1981)以及“高原期”(Ference et al., 1977; Yan et al., 2020),这些都限制了她们的科研活动。本研究聚焦两位有代表性的女性专家型外语教师的专业发展，建立科研论文微型数据库，以CiteSpace为工具进行可视化分析，探究她们的科研能力发展路径及潜在的影响因素，以期对我国广大外语教师，特别是女性外语教师的职业发展有所启示。

02

文献综述

自20世纪90年代起，外语教师的专业化和外语教师教育开始成为全球外语教育改革的重要议题(Wallace, 1991; Freeman & Richards, 2002; Burns & Richards, 2009)。同时，外语教师的专业素质和能力也成为外语教师教育研究的热点问题，因为它影响我国高校的教学质量、学术水平和创新能力，也决定外语专业人才及复合人才的核心竞争力和质量(邵思源， 2019)。早在197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就指出：教师与研究人员的职责趋向一致。教师必须从知识传授者、道德示范者的传统角色中挣脱出来，赋予自身角色新的内涵，向研究型教师发展(刘秀江、韩杰，2003)。

2018年1月，教育部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对外语类专业教师素质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包括具有明确的学术研究方向和研究能力(孙有中等， 2018)。国内研究在探讨外语教师应具备的能力或素质时，都把科学研究能力纳入其中(汪晓莉、韩江洪，2011;文秋芳、常小玲，2012;仲伟合、王巍巍，2016;刘宏刚等，2020)。国内有专家指出，外语教师要成为研究型教师，不做研究、没有专业知识背景的教师无法把语言课真正教好(孙有中、王卓，2021)。国外的教师教育者也普遍强调外语教师应积极投身教学研究，提高外语教学质量(Nunan & Bailey, 2009; Borg, 2010; Yuan et al., 2016)。公开发表的科研论文被同行引用或评价，往往代表研究的创造性或前沿性，是衡量科研能力的重要指标之一，也可以被当作窥视教师个人专业发展的棱镜。以科研论文为视角探讨专家型外语教师成长之路，将为外语教师成为学者型优秀教师提供专业发展的方向。

03

研究设计

3.1 研究问题

鉴于国内女性外语教师专业发展研究不足的问题，本研究以两位优秀的女性专家型外语教师为研究对象，旨在回答两个研究问题：第一，女性专家型外语教师的科研论文在时间和内容上有何变化和特点?第二，产生这些变化和特点的潜在原因有哪些?

3.2 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两位女性专家型外语教师为研究对象，因遵循学术伦理，分别匿名为W老师和Y老师。两位专家型教师的选取基于以下因素：一则她们是女性外语教师，本身进行日常教学实践活动(Tsui, 2005; Farrell, 2013)。二则她们均为专家型外语教师的代表，从业以来的研究方向没有发生突变，一直围绕外语教育和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开展，研究成果反映出这些领域的前沿动态。她们都主持过一定数量的专栏，专栏所在的期刊都是外语类核心期刊。三是两位教师的教龄分别超过40年和30年，代表着老一代和中青年一代的女性专家型外语教师。她们的高等学历教育均在非英美国家完成，与目前绝大多数外语教师的学历教育背景一致。探究她们的科研能力成长之路，对于中青年外语教师具有示范作用。

3.3 数据收集与分析

CiteSpace通常用来对某一研究领域进行文献计量和可视化分析，鲜有将其运用于个案研究，但是本研究建立了微型数据库，CiteSpace强大的分析功能有利于揭示个案数据的相关性，描绘出可视化的知识图谱。

为了搜集两位专家型外语教师公开发表的科研论文，笔者分别在国内和国外的数据库中进行检索，检索范围为1986年至2020年，建立微型论文发表数据库。国内成果主要以CNKI数据库为依据，以论文作者为关键词进行检索，然后以所在机构和论文名称进行筛查除重，最后分别导出198条和131条结果。国外成果主要通过WOS等数据库进行检索，从检索内容中依据工作单位筛选出两位专家型教师的成果。通过作者名、研究方向以及工作机构比对，最终组建了一个微型的科研论文数据库(W老师217篇、Y老师157篇)。此外，笔者还查阅收集两位教师所在单位官方网站提供的个人介绍、公开发表的访谈和自选集自序(文秋芳， 2008; 庄智象， 2018; 黄新炎、文秋芳， 2019)作为叙事性素材，以探究她们的专业发展之路。

数据收集完毕后，笔者对收集的科研成果进行了多重编码。首先，根据论文题目、摘要和来源将论文分为期刊论文、书评、会议论文、专栏导语和其它；根据国别分为国内成果和国外成果。然后，笔者利用可视化软件CiteSpace考察两位教师主要研究内容的发展变化。为确保研究信度，笔者进行了二次编码，对分类有分歧的地方，通过反思和调整编码方案，确保最终分类一致。对访谈和导言自叙采用内容分析法，基于研究目的将数据进行编码，合并归类，从数据中总结共性且有规律的主题模式(Bogdan & Biklen, 2006)。

04

结果与讨论

4.1两位女性专家型外语教师科研论文的时间特征

由于两位专家型教师的教龄较长，发文量较多，笔者以每五年为一个单位对她们的科研论文进行了统计，制作了折线图，结合她们的发文时间及学习工作经历，将起始时间确定为1986年到2020年，如图1所示，该图揭示出两位专家型教师的科研论文在时间上呈现出阶段性与延续性的特点。

如图所示，两位专家型教师的科研论文在时间上首先呈现出延续性的特点。图1直观地反映出她们的科研产出几乎从未间断，且大致呈递增态势。她们不仅能平衡教学和科研的关系，也克服了职业倦怠、“高原期”以及家庭和社会等其他方面的压力，在科学研究过程中没有出现中断或大幅度下滑的现象。

其次，两位专家型教师的科研论文在时间上呈现出阶段性的特点。图1显示她们的科研论文在刚开始时数量有所波动，然后一直呈持续递增的态势。W老师在1986-1995年期间科研产出较少，可能是因为她刚硕士毕业，担任行政职务，需要同时处理教学、科研和行政任务。后来攻读博士学位之后调入新的工作单位，需要不断地转换教师身份和学生身份，适应新的工作环境(黄新炎、文秋芳， 2019)。

同样，Y老师在1986-2000年期间的科研产出较少，可能是因为作为新手教师要处理多方面任务，抵抗新环境的压力，且在1995-1999年期间一直处于求学状态，而做科研则需要一定时间的沉淀。2006-2010年间的科研产出相比2001-2005年有小幅度下降，原因可能是这期间Y老师正在攻读博士学位，需要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分配到博士毕业论文的撰写上(庄智象，2018)。

教师从新手教师到专家型教师的发展体现出阶段性特点：生存阶段、发展阶段和巩固阶段(吴一安， 2008)。处在不同发展阶段的教师有不同的需求(Richards, 1998)。尚未站稳讲台的教师常常关注课堂教学层面，而处在发展阶段的教师已经进一步形成了自己对教学的认识，能够把影响教学效果的主要因素联系起来进行思考，形成科研论文。两位教师博士毕业后论文发表的数量一直处于上升趋势，逐渐蜕变为专家型教师。

4.2两位女性专家型外语教师科研论文的内容特征

关键词是文章的核心与精髓，是主题的高度概括和凝练。基于两位专家型教师国内期刊论文的关键词，本研究运用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分析了两位专家型教师的科研论文在内容上的变化趋势。首先，笔者构建了关键词共现网络，且将频次较高的关键词图表附于共现网络图右上角(见图2和图3)。图中每个节点代表一个关键词，节点由一圈圈年轮构成，半径越大，表明其被引用频次越高，节点间的连线表示共现关系，粗细表明共现强弱(孙有中等， 2018)。其次，笔者还构建了关键词时间线图谱，追踪两位女性专家型教师研究内容的变化进程，发现她们的研究在内容上也呈现出阶段性和延续性的特点。

两位教师的研究内容均具有一定的阶段性。在共现网络中，上方的图谱代表时间的推进，越向右时间越近。根据图2共现网络的关键词图表可判断W老师的主要研究内容的变化过程大致为 “学习策略-英语口语-思辨能力-国家外语能力-产出导向法-专业学习共同体”。W老师的“学习策略”研究可追溯到她的博士论文，选择该话题是因为“学习策略”彼时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并且“能够用于教学工作中，有助于改变中国学生的英语学习策略，提高学习效率”(黄新炎、文秋芳， 2019: 109)。W老师到目前的工作单位之后，对自己的教学科研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要服务于社会，服务于国家”,所以就有了“国家外语能力”“产出导向法”等方面的研究(黄新炎、文秋芳， 2019: 110)。

图3中共现网络和关键词图表反映出Y老师的主要研究内容的变化过程大致为“自主学习-互动-教师专业发展”,研究对象多为大学生和外语教师。基于课堂观察和反思，Y老师在教学实践中发现大学生的外语学习存在“费时低效”和“填鸭式”课堂教学等问题。Y老师不喜欢教死书，喜欢培养学生的独立学习能力，上课注重让学生进行小组讨论，从教学反思中孕育出“自主学习”“课堂互动”等研究主题(庄智象， 2018)。其中“动态系统理论”和“社会文化理论”等关键词均来源于当今二语习得领域比较热门的理论框架(戴运财， 2019),说明Y老师的研究不但关注二语习得的研究热点，而且引领二语习得研究的发展。

两位专家型教师科研产出的研究内容也呈现出延续性的特点。如在图2与图3中，不同节点连线互相交织，并不是简单的线性网络。不同的关键词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但它们存在被引与共被引的关系。在关键词时间线图谱中，许多节点都与不同聚类、年份的节点之间存在关联。以“产出导向法”与“教师自主”两个节点为例，在W老师的关键词时间线图谱中，“产出导向法”与“外语教学”“输出驱动假设”“外语教师”“使用教材标准”等节点连接在一起，形成关联。在Y老师的关键词时间线图谱中，“教师自主”与“学习者自主”“专业发展”等节点连接在一起，形成关联。另外，同一主题聚类在图谱上都具有一定的时间跨度，说明某个领域或课题的产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长期的研究与探索。

4.3两位女性专家型外语教师科研能力发展的成因分析

Clarke & Hollingsworth(2002)曾提出教师专业成长联动模型，可以反映教师成长过程中主要影响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本研究以该模型为基础，结合两位教师以往的访谈、导言和自叙等公开发表素材(文秋芳， 2008; 庄智象， 2018; 黄新炎、文秋芳， 2019),构建了外语教师科研能力发展分析框架(如图4)。该框架不仅用于解释本研究中专家型外语教师的科研能力发展路径，也可为广大外语教师的科研能力发展提供指导框架。在该框架中，上方环境区由同行、学校和社会三个层级关联的环境圈组成，指代外界信息源或刺激因素；下方个人区包括教师主观能动性、反思和创新能力，是科研活动和专业成长的内在要素；中间实践区指与专业相关的科研活动，如教师对新教学方法的尝试和运用；右方结果区代表教师的专业发展。四个区域由显性作用和隐性作用相互联结。环境区和个人区可分别看作教师科研能力发展的外因和内因。与外因相比，内因的作用更突出，在该框架中体现为加粗的箭头。

4.3.1外因

外因包括同行、学校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两位专家型外语教师所在的工作单位都是重点大学，师资雄厚，身边不乏优秀的教师楷模。这些楷模典范一方面用实践性、经验性的语言与行为启发她们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可能构成良性的竞争关系，激励她们克服惰性，不断审视自己，坚持学习与探索。优秀的同行伙伴为构建学术共同体提供了便利条件，通过学术的交流与探讨，相互启发促进，推进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发展(王守仁， 2017)。W老师喜欢参加研讨会，倾听同行发言，积极参与讨论(文秋芳， 2008);Y老师也经常向同行学习，观摩老教师课堂(庄智象， 2018)。两位专家型外语教师还善于和同行、学生合作进行科学研究，这也是她们保持高水平持续科研产出的重要原因之一。

两位专家型外语教师所在的单位都提供了充足的学习资源和学术交流机会。良好的工作环境为积极、良性的教学氛围和科研活动创造了条件。W老师所在的研究中心是教育部百所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之一，聚集了一批中国外语教育研究的高端人才，相关工作都得到了学校领导及各职能部门极大的支持。此外，对于高校教师的评价，尤其是关键时刻的评价(例如职称评审),科研成果起着决定作用(陶文好等， 2020)。两位专家型外语教师的科研产出在这些外部因素的作用下自然呈现上升态势。

外因还包括社会进步和教育发展对教师角色的要求和期望。大学作为知识密集型的社会单位肩负着继承、传播、创新知识的重任，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大学教师也受到社会的尊重。外语，特别是英语，在社会转型中是知识传播和创新的重要载体，优质英语教师的匮乏和国家对英语教师的大量需求给英语教师同时带来激励和压力(吴一安， 2008)。两位专家型外语教师在此大背景下保持高质量的科研成果产出，既有助于外语学科建设，又推进了国家外语人才的进步。

4.3.2内因

内因包括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反思意识和创新精神等。杨鲁新和张宁(2020)指出，有经验的教师知识更丰富，心态也逐渐成熟，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可能会产生职业倦怠感，或遭遇职业发展的瓶颈。从图1可以看出，本研究中的两位专家型教师都没有表现出明显的“高原期”,而且经过职业的生存阶段与发展阶段以后，评职称的压力大大减少，但她们的科研产出依然保持上升的趋势，大部分动力或许源于她们自身的能动性。她们热爱教师职业，对教学和科研有积极的态度和浓厚的兴趣，不会因为社会的偏见左右自己的认知或想法，愿意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到科研活动中，甚至不求回报(文秋芳， 2008;庄智象， 2018)。

两位专家型外语教师还善于反思，以课堂为中心或者以整个教学过程为出发点，在反思中发现问题，针对问题寻求解决办法。通过科研检验解决办法和催生新的实践，在理论和实践上得到同步提升(吴一安， 2008),真正做到教研联动。W老师在教授英语技能课时经常思考一些问题，比如如何优化课堂交际模式、如何让学生用简单的语言讨论有一定深度的话题。经过两年多的课堂教学实践，她提出了一种新的授课形式，并根据教学经验撰写了相关研究论文(文秋芳， 2008)。Y老师观察到学生“费时低效”的英语学习、沉闷的“填鸭式”外语课堂和“边缘化”的大学英语教师处境时，进行反思和探索，由此产生了“外语自主学习”“课堂互动教学”“教师专业发展”等相关科研成果(庄智象， 2018)。

此外，两位专家型外语教师在教学和科研中勇于创新。W老师从服务社会与国家的角度出发，积极开展课程改革，根据实践经验形成了许多优秀的科研成果，例如“产出导向法理论体系与实施方法研究”和“国家语言能力理论体系构建研究”(黄新炎、文秋芳， 2019)。目前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以推进教育信息化进程为特征，Y老师运用CiteSpace等分析软件，关注“社会文化理论”和“复杂动态理论”等前沿理论，为科研成果的产出提供了扎实的理论根基。

05

结语

本研究基于科研产出的可视化分析，探究了两位优秀的女性专家型外语教师的科研能力发展路径。研究发现，两位专家型教师的科研产出在时间和内容上都存在阶段性和延续性的特点。产生这些特点和变化的原因包括外因，比如同行、学校以及社会环境的影响；也包含内因，比如主观能动性、反思意识和创新精神。与外因相比，内因扮演着更重要的角色。内因和外因共同作用，促进了两位专家型外语教师科研能力的成长与良性发展。

两位女性专家型外语教师的科研能力发展对于广大高校女性外语教师具有以下启示作用。首先，广大女性外语教师要善于学习和请教，积极开展同行合作，构建学术研究共同体，不断提高科研能力。其次，外语教师需要有效利用学校及社会提供的资源和机会，努力克服职业倦怠和情感瓶颈，充分发挥能动性，培养自身的创新能力，促进教学与科研融合发展。最后，外语教师需清醒认识到职业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两位女性专家型外语教师深耕外语教育教学，不断拓展研究领域，保持职业热情和探究精神，方能保持学术活力。本研究为教师科研能力的培养与专业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有助于广大新手外语教师，甚至是有经验的熟手外语教师重新审视自我，克服职业倦怠，不断反思、发现和重塑自我身份，实现自我发展和升华。

编者按

参考文献略，欢迎查阅知网或《山东外语教学》2022年第2期纸质原文。

本文编辑：同济大学 孙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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